大木作業由大木工職司，〈大木作制度〉記載於《營造法式》卷四及卷五，係指建築本體的結構，包括工程上的設計與施工，以廟宇建築論，大木作範疇包括正殿、拜殿、後殿、山門及梁柱構架下的龍柱、檐牆、燕楣、瓜筒、斗栱、雀替（托木、插角）、垂花、藻井…等，大木司阜頭承攬寺廟工程後，則必須帶領〈大木作〉、〈小木作〉、〈雕作〉、〈石作〉、〈泥作〉、〈彩畫作〉等工藝「大工」及「小工」，合作共同完成寺廟建築，因而木工的聖杯，最高榮譽即是取得的「大木司阜頭」社會認同，木工技藝的養成，即是在傳統建築的場域內取得。

「大木司阜頭」除了必須具備或清楚，種種記載於《營造法式》的施作工藝，最主要還必須能「測畫」及計算「工」「料」，「測畫」即受師承製作篙尺並現場丈量各種細部尺寸，稱為「持篙」，「工」即為建築寺廟所需的「大工」及「小工」的「工數」，包含期程與人數，「料」即建築寺廟所需使用各式材料，當主掌設計兼工頭，具備上述技能後，即是建築工程總掌舵者，取得木工最高尊榮，俗稱「大木司阜頭」。大木司阜頭的養成具有難度，跨越清領末期與日本時代，代表性大木司阜頭，有泉州「溪底派」王益順〈1861-1931〉原鄉為福建泉州惠安溪底村，1919年受聘來臺建造萬華龍山寺，一役成名後於臺灣傳承，如王益順堂弟王媽帶之子王錦木（1909-1996）；另一為陳應彬〈1864-1944〉所領導的「彬司派」，父親陳井泉原鄉為福建漳州南靖縣職司木工，陳應彬於新北板橋出世，師承父親木作工藝，並獲得社會對其大木司阜頭的認同，其設計建築之寺廟遍及全臺，螭虎造形栱自承一體，因而有「彬司派」之說法。後世研究者，又以王益順〈泉州〉與陳應彬〈漳州〉之原籍，對木作工藝區分派系，也直接反映在〈佛作〉工藝。